5月29日上午，北京高院發布《北京法院審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案件的情況通報》稱，北京高院近5年共審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案件113件。其中，涉及未成年被告人113人。根據北京高院統計，此類案件中，出現利用法律及刑事政策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，以未成年人做“擋箭牌”的趨勢，部分案件中，涉案未成年人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的雙重地位。在北京高院發布的案例中，有一起父親通過未成年女兒的微信朋友圈劃定目標，并與女兒一起實施綁架的案例。

從女兒朋友圈找目標 父女聯手綁架獲刑

被告人黃某與16歲的黃小某是父女關系。2016年9月，黃某向黃小某提議實施綁架并索取贖金，且多次翻看黃小某的微信朋友圈尋找作案目標。

經預謀，于2016年9月某日凌晨，在北京市某歌廳門口，黃某假扮黑車司機，將黃小某及其17歲的朋友林某帶至一胡同內后，對林某實施恐嚇、捆綁，致林某體表多處軟組織損傷（經鑒定為輕微傷）。后黃某駕車將林某先后帶至河北省、山西省某處房屋實施拘禁。其間，黃某多次打電話威脅林某親屬，索要贖金300萬元，并在其間花費林某500元。同年9月19日，民警將林某解救，并將黃某及黃小某抓獲歸案。

法院經審理認為，被告人黃某伙同被告人黃小某以勒索財物為目的，綁架他人并索取巨額錢財，其行為已構成綁架罪。黃某誘導未成年子女實施犯罪，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；黃小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，系從犯；鑒于黃某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所犯罪行，黃小某犯罪時尚未成年，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，在親屬的幫助下賠償了被害人經濟損失，故對黃某予以從輕處罰，對黃小某依法減輕處罰。依據《刑法》有關規定，以綁架罪判處被告人黃某有期徒刑11年，剝奪政治權利2年，罰金2萬元；判處被告人黃小某有期徒刑3年，罰金3000元。

北京高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庭長趙德云介紹，此案是一起親生父親誘導未成年子女實施犯罪的典型案件。黃小某來自離異家庭，黃某作為其生身父親，不僅未能承擔起培養教育女兒成為善良公民的責任，反而勸說并誘導女兒與其共同犯罪，嚴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，更明顯違背人倫常理。

利用未成年人犯罪侵財類案件占六成

北京高院副院長藍向東介紹，近5年，北京法院共審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案件113件，涉案被告人324人。其中，成年被告人211人，未成年被告人113人。另有20余名未成年人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等原因，依法免予刑事處罰。2019年在個別涉惡案件中，出現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的情形。

藍向東說，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的案件相對集中于侵財類案件，累計占比約為63%。其中，又以敲詐勒索罪數量最多，案件量接近侵財類案件的一半。此外，尋釁滋事、聚眾斗毆等擾亂公共秩序類犯罪約占14%，組織、強迫、引誘、容留、介紹賣淫類犯罪約占14%，故意傷害、販賣毒品、綁架等其他案件約占9%。

根據目前的案件審理情況，北京高院調研發現，部分案件出現利用法律及刑事政策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，拿未成年人當“擋箭牌”的特征。例如，在汪某某運輸毒品案中，其運輸行為都是在成年人的電話遙控下完成的，而汪某某本人不知幕后成年人的真實身份。

未成年人涉案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雙重地位

此外，部分案件中，涉案未成年人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的雙重地位。表面上看，部分涉案未成年人直接實施了危害社會的行為，具有違法犯罪人的身份，但他們常常在一定程度也是“受害人”。

在此類案件犯罪團伙中，成年人往往起支配和管理作用，具有明顯的優勢地位。有的利用未成年人反抗能力較弱、易于控制等特點，直接毆打、脅迫未成年人；有的利用未成年人心智發育不成熟、社會閱歷淺、法治意識淡薄等特點，對其施以小恩小惠，進而唆使其實施違法犯罪行為。

北京高院表示，對于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案件，北京法院嚴格依法辦案，切實加大對成年利用者的處罰力度。同時，嚴格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，該嚴懲的嚴懲，當從寬的從寬。一方面，以搶劫、綁架等重罪名為例，對成年利用者依法從嚴懲處，半數以上成年利用者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以上的重刑；另一方面，對被利用的未成年人，堅持教育為主、懲罰為輔的原則，予以從寬處罰。